尊重理性与科学

“法轮功”现象向人们提出了若干理论问题。李洪志文化程度不高，又是个科盲，讲起话来漏洞百出，但他却能蒙蔽数百万人，这很值得人们深思。“法轮大法”这个现代迷信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哲学家们不是写几部哲学书就算完事，重要的任务是结合实际，研究和解答人们头脑里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领域和形式、现代迷信中反映出来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以及迷信与信仰、信仰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与李洪志斗争的艰巨性在于，这场斗争的精神实质是一场哲学性质的斗争，“法轮大法”的要害部分所涉及的都是有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这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况且，我们反对的往往是不讲道理、不讲逻辑、信口雌黄的江湖术士。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冷静地剖析他的各种障眼法，揭露出他的谬论本质。

“真、善、忍”是“法轮功”的核心概念，集中体现了李洪志对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他断言：“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是真、善、忍，它就是佛法，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李洪志还把“真、善、忍”看作是宇宙的根本特征，认为“法轮大法”是对“宇宙特征‘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不同的论述。”这清楚地表明，李洪志就是把“真、善、忍”视为整个宇宙的本体或本质。

毫无疑问，李洪志的宇宙观是唯心主义的，但他的唯心论是颇为狡猾的。他不把“真、善、忍”叫做宇宙的“本源”，而叫做宇宙的“特性”，这是他最迷惑人的地方。众所周知，凡讲到特性或特征，都是指某物的属性，李洪志也不例外。他把“真、善、忍”看作是宇宙或物质的特性。与众多的唯心论者一样，李洪志也不否认物质的存在，他大讲粒子、原子、分子的实在性，认为宇宙的不同空间是由不同的成分构成的。问题是，“真、善、忍”作为宇宙的特性与宇宙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它到底是物质性宇宙的属性；还是某种精神性的主宰原则？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才暴露出了他的“狐狸尾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洪志提出了一个“物质和精神一性论”。可别小看了这个“一性论”，它是李洪志神秘主义宇宙论的主要基石。李洪志说：“在我们思想界历来就存在着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的问题，老在讨论、争论这个问题。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正是在这个“一性论”中，他抛出了“思维和物质等同论”以及万物有灵、有精神的“泛灵论”。李洪志把人的大脑有思维的特性外推到整个宇宙，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他公然宣称：我讲的宇宙，有它的物质存在，同时有它的精神存在，“宇宙中任何物质，弥漫在这个宇宙中的所有物体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当李洪志明确地宣称“真、善、忍”渗透于宇宙的所有微粒中并且是制约整个宇宙的构成法则时，它的精神决定论和泛灵论的唯心论本质就暴露无遗了。当李洪志说“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时，还是可以骗人的，当他把这一特性和功能无限拔高为物质宇宙的主宰时，他就把宇宙的特性实体化了，成了无所不能的神。正是基于此，他才把“真、善、忍”直接等同于法力无边的“最根本的佛法”。

揭露“法轮功”唯心论的本质，一个重要方面是总结产生此类现象的原因和教训。一般来说，唯心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认识根源。辩证唯物主义在主张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基础上，同时承认精神的相对独立性。在认识论范围内，承认有作为认识对象这样的“思想客体”。在社会历史领域，承认社会意识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无论是“思想客体”还是“社会意识”，它们的“客观性”和“独立性”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所谓“思想客体”，只是相对于一定的认识主体来说，才是“客观”存在。就整个人类而言，这些“思想客体”仍然是主观的、精神性的东西。辩证唯物主义承认精神与物质的相互作用以及精神及其产品的某种独立性，都是以承认宇宙的物质统一性为前提的。人类几千年的生产实践以及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史，已经并继续证明着宇宙的物质统一性。世界上除了物质及特殊物质（人的大脑）的活动（人的意识是其产物）外，不可能有什么“神的世界”。唯心论和有神论的错误就在于把人类精神的相对独立性绝对化，把它夸大为脱离人类并反过来支配物质世界的“绝对精神”。

哲学上的唯心论与神创论、救世论、度人说是相通的，它们的区别只是形态上的精致与粗俗的差别而已。但这两者的命运和效应却大相径庭。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可能不会同意哲学上的唯心论说教，但却会相信人世间有佛性和神性的“大师”显灵。人们一方面对精致的唯心论嗤之以鼻，但又会对生活领域中粗俗的唯心主义趋之若鹜，把一顶顶“救世主”头衔戴到某些欺世骗财者头上。理论与现实的反差提醒人们，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既是哲学理论界的课题，更是生活中的现象。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在现实生活中将更多地以无神论与有神论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反对唯心论与封建迷信的斗争，必须把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工作结合起来，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我们同李洪志的斗争不仅表现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而且是一场理性与反理性的斗争。客观唯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神秘主义，李洪志要用神秘主义欺骗和俘虏群众，必然要把矛头指向理性与科学，以扫除他推行神秘主义的障碍。反对理论和科学是他宣扬唯心论、建立邪教组织的主要手段。

神学唯心主义是一种反理性的思潮，主张理性服从信仰、理智服从意志、科学服从神学是它的基本特征。李洪志用神学唯心论反对人类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神学宇宙观出发，把整个世界划分为神、人两界，从根本上否定人类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李洪志宣称，常人看不到神界的原因是两者生活在不同的空间。他断言，人类生活在分子构成的空间中，而神生活在比分子微观的粒子构成的空间中，这就是人为什么看不到由微粒子构成的“神”的原因所在。人为了看到“神”和高层次的宇宙，“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景象”，“看到另外的时空”，就不能依靠常人的感官，只能依靠神秘的“天目”。当人修炼成“超常人”时，“在两眉之间与松果体可‘开通’一个‘天目’”，松果体就成为“第三只眼睛”。他还说，有的很高的大觉者还可以修炼出“复眼”，“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一眼看去把所有层次都看了”。为了宣扬自己的法力，李洪志称，在他八岁时，他的师父将“真、善、忍”三字按在他的眼睛上，于是，只有他能随时看到宇宙法则，而普通人是看不到的。正确认识世界本来是人类正常具有的理性能力，但在李洪志那里这种能力却被剥夺了。他大肆鼓吹神秘主义，只讲“看”，不讲“认识”，只讲大觉者的“透视”、“遥视”功能，不讲人类理性对世界客观规律认识的可能性。李洪志用感性否定理性、用迷信否定科学的的面目暴露无遗。

第二，攻击和否定现代科学，鼓吹神创论和唯意志论。科学精神是神秘主义的大敌。李洪志要宣传有神论，就要想尽一切办法贬低和否定现代科学，消解人们的科学精神和对科学的崇尚心理。他胡说：“现在的科学不算科学”，“人类现在的科学实质上是站在一个错误的基点上发展起来的，对宇宙、对人类、对生命的认识都是错误的”，“用这个科学这条路永远都探测不到这个宇宙的奥秘”，“我们修炼的人根本就不承认现在的科学，认为它是一个错误。”很显然，科学是站在无神论的基点上，并且是同有神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李洪志的“法轮大法”是站在有灵论立场上的。对宇宙、对人类、对生命的解释，两者必然是针锋相对的。李洪志一方面贬低现代科学，另一方面又把有神论捧到天上，他吹嘘“法轮大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是从粒子、分子到宇宙，从更小至更大，一切奥秘的洞见，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明眼人一看便知，李洪志宣扬的超越常规、无所不包的神秘法术只能是神学目的论。在他的眼里，神、救世主和“超常人”都是“最高的科学家”。尽管他给神创论罩上“最高科学”的光环，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所谓神创论就是主张神的意志是世界的本原，这种唯意志论主张神的力量是不受客观必然性和科学理性制约的。李洪志宣称，神可以随心所欲地造人，“其实（人是）怎么造的都有。更大的神只要一想就能把你造出来。任何物体都是活的给你造出了外形之后，再造出内脏。人觉得人体非常复杂，而对大智大觉的神来说是小事一件。”岂止是造人，无所不能的救世主既然能凭借自己的意志造人、度人，也就能够随意毁灭它认定该毁灭的东西。按李洪志的编造，人类文明至少已被毁灭了81次。他得意地说，地球的上上次毁灭是我祖父定的。上次毁灭是我师父定的，这次毁灭是“我”定的。一个“我”字暴露出神的意志不过是李洪志意志的代名词而已。他以整个人类的救世主自居，宣称他生而为神，有无数个法身，可以给修炼者“下法轮”、“开天目”、度人上天。他许诺，如果弟子们不要身体，上天后“不要身体的在空中虹化掉，然后飞走”，升入天国。这是李洪志鼓吹意志自由的绝妙写照。

第三，以“法轮功”的“要义”是以修心性为旗号，推行蒙昧主义，用“法轮大法”置换人们头脑里的一切，使其成为约束人们的“心法”，达到从精神上控制练功者的目的。李洪志为了实现用“法轮大法”征服人心的目的，编造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歪理邪说，什么“人类罪恶论”、“人类末世论”等等，使听信者感到罪恶深重，自我鄙视，好乖乖地跟着他修炼。李洪志很清楚，人们头脑中原有的理性认知模式和科学知识，是灌输“法轮大法”的最大障碍。因此，他用神灵世界与人世间在真与假、善与恶的标准根本对立为借口，让练功者“把执着心、各种欲望去掉”，放弃人间一切追求。李洪志宣称，谁要修炼“法轮功”，就必须与其他学说一刀两断，“弘扬大法，你根本就不能再提你以前学过的东西。”他对练功者的要求是，对“法轮大法”不准讨论、不准有半点怀疑，对他的说法提出疑问就是与他作对，就是破坏“大法”。很显然，李洪志让人们忘掉“大法”之外的一切，把“护法”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其目的就是让练功者弃思绝智，放弃一切理性思维和科学判断，使其封闭在“法轮大法”的圈子内，以李洪志的是非为是非。其恶劣后果是使许多练功者鄙视自我、丧失自我意识，因盲目崇拜李洪志的邪说而走上自残、自杀的道路。为了树立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李洪志甚至立下了这样的规矩：“一切法轮弟子在传法时，只能用‘李洪志师父讲……’或者是‘李洪志老师父说……’绝不得用自己的感觉、所见、所知和其他法门的东西当作李洪志的大法，否则传的就不是法轮大法，一律视为破坏法轮大法。”这充分暴露了李洪志对其弟子进行精神控制、实行“使由不使知”的险恶用心。

“法轮功”事件把科学与信仰的关系问题重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这个问题的实质并不是要不要信仰，而是要何种信仰，以及树立科学的信仰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应该说，这正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所在。

“法轮功”事件从反面提醒我们，要把“精神信仰”作为一个问题来正视它，并要从理性的角度来把握近年来人们信仰状况的真实变化。“法轮功”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它滋生和发展的温床。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迷信邪说死灰复燃，伪气功、伪科学泛滥成灾。“法轮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蔓延起来的。李洪志本人既是这股思潮的产物，又是这股思潮的制造者和推动者。其中，一些新闻媒体跟风炒作和个别出版部门见利忘义的行为也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封建迷信等有神论信仰的泛滥原因仅仅归结到几个江湖术士和个别出版商身上，就未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从传播学的接受理论来看，一本书的生命在于有人看，书只有“被读”才能变成活的起作用的东西。占卜算卦、看相测字生意红火，迷信书刊充斥市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庞大读者群的存在。此种情况说明，我们对“法轮功”的斗争，在政治和组织上取得胜利之后，还要把眼光转向思想文化领域，不要忘记在“法轮功”等迷信思潮背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阅读群体的存在。

由于揭露的及时，“法轮功”组织对社会并未造成特别严重的破坏，但它引发的问题却不容忽视。特别是它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了气候，说明它有抓住人心的东西，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歪理邪说无一不与人们的信仰有关，这正是它能危害社会的关键所在。理想和信仰，历来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通常我们所说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着重地表现在理想和信仰问题上。理想是人们的奋斗目标，信仰是人们的精神支柱。一个人的生活需要理想的激励，需要信仰的支持，它们都表示着人们对“最高价值”的认同。不同的理想和信仰往往导致不同的人生道路。人们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是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据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调查表明，近年来，人们对理想价值和信仰价值的看法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人们担心的“理想的失落”和“信仰的冷漠”确实已经出现。人们对“理想”的理解和价值目标的选择已发生了重要变化。问卷显示，“社会的、政治的理想”以及“道德的或人格的理想”已丧失了传统的崇高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务实的、具体的理想（如个人职业的成功和家庭幸福）。调查还显示，在“有无信仰”一栏中，回答“有信仰”者只占28．10％，回答“曾有过信仰”者占22．24％，明确表示“没有信仰”者占36．09％。如果把“曾有过信仰”者视为目前没有信仰，那么，目前“没有信仰”者达到58．33％，超过被调查者的半数。其中，在有信仰的人群中，占41．33％的人选择“信仰是一种感情的寄托或精神的归宿”一项，显示出人们对有归依感信仰的普遍认同倾向。很显然，在部分人群中出现的对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理想的冷落到个体价值观的趋向务实和功利化再到某些人的信仰危机，其间显然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某些声言自己“没有信仰”者，其实也并不能摆脱信仰的纠缠。区别只在于，是盲目的信仰，还是科学的、理性的信仰。有人说，“有病乱投医”是部分练功者受骗上当的重要原因，这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要找准“病”的根子在哪里。如果仅仅是机体有病，按惯例可以去医院找医生诊治，却为何反其道而行之，拒绝治疗，去相信李洪志的“有病练功，不药而治”的鬼话？这说明，总的“病根”还是在人的心里。心中已有的东西往往比外面新灌输的东西更强有力地左右着人们的行为。李洪志很明白这一点，他说过：“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所以，他时刻不忘对练功者实施“洗脑术”。但他却意想不到，正是人们头脑中的“有神假设”帮了他的大忙，使许多人成了他不招自来的信徒。所谓“有神假设”，就是社会内部共同体成员之间普遍拥有的、不言自明的基本假定，它是社会成员在群体生活中自发形成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信仰原则和行为准则。诸如“信神如神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心到神知”、“诚则灵”、“不修今世修来世”等观念，在中国人之间可谓心领神会。埋在心里底层的这些基本假设有时会超过正式制度和规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正是这些深藏不露的“有神假定”在迷信思潮袭来时，使人们丧失了心理防卫能力，不由自主地被神秘主义思潮和氛围所同化。

综上所述，信仰是人类合理性地生活的精神条件。但是，信仰并不都等同于普通人们所谓的“真理”，只有那些经过科学验证和理论证明的信仰，才有可能被称为具有真理性的信仰。因此，用科学和理性来解决人生和价值问题，是目前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任务。科学并不是指某一学科，而是指一种探索精神和理性原则。从根本上说，提倡树立科学的信仰，这是由人与外部世界的认识关系决定的。虽然就人类的总体来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不可知论是错误的。但就某一时代的人类和个人而言，人的认识能力又是有限的。这种认识能力的无限与有限的矛盾永远存在。在人的面前，未知的领域永远存在。就个人来说，未知的领域永远大于已知的领域。只有具备科学的头脑，善于运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包括理性的怀疑精神、科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以及尊重科学实验和科学事实等），去面对自己还不甚明了以及科学本身暂时还解决不了的问题，才能有效地抵御各种迷信邪说的盅惑和宣传。